最近，秃头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广大未毕业和已毕业的博士生们，罕见地高度关注一条娱乐新闻：北京电影学院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翟天临，学术履历遭到质疑。
作为颇有名气的演员，翟天临一直致力于树立“学霸”人设，毕竟娱乐圈连解开二元一次方程的关晓彤都被称为学霸了，何况这位北影博士。
但翟在直播中不小心说漏了嘴，发问“知网是什么”，无聊的网友遂去知网搜索了半天翟博士，愣是没找到他的学术成果。
博士们愤怒了，咆哮了：我们连年都不能好好过，满脑子想着的都是研究文献、实验数据、C刊发表、博论开题，付出几年的青春、承担巨大压力拿到的博士学位，翟天临凭什么都没有就轻松拿到了？
许多人举起“捍卫学术”的大旗向翟发起进攻，更有人感叹：中国博士的艰难现状终于借此机会被大众认识。有人说，翟天临“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惨兮兮的学术界。
为什么像翟天临这样的人，在中国也能拿到博士学位？翟天临博士到底是如何伤害了那些真正勤奋做学问的博士生？
（P. S. 由于学制不同，本文所称中国博士生，仅指中国大陆，港澳台暂不列人讨论。）
“先C刊，再毕业”
翟天临博士学霸人设的崩塌，是从他不知道知网是什么开始的。紧接着活跃在互联网上的博士生、硕士生加人吃瓜队伍，发现知网上竟然没有搜到翟博士发在C刊上的论文。
翟博士不知道知网，不会连C刊也不知道吧？
2018年6月29日，北京，翟天临身着博士服拍毕业照/视觉中国
在中国，博士生们面临的毕业压力主要来自两件事：博士论文和期刊发表。通常，理工科博士要求要有文章发表在SCI期刊上，人文社科则是CSSCI期刊，简称C刊。
SCI和C刊的发表数量，各所高校的要求不同，基本上人文社科以2篇C刊为底线。学术的所谓“象牙塔”，实际上是一个层级分明、等级森严的高塔，要靠一篇又一篇的论文发表攀爬上去。
所以很多博士们为了做研究，甚至熬秃了头，最后堂堂正正把自己的成果发上了C刊毕业。像翟天临这样不认识知网、没发过C刊的人，一样也叫博士，真正伤害的是那些靠自己的努力拿到学位的人。
无聊的网友在北京电影学院移动图书馆搜到了翟博士发表的三篇署名论文，发表的刊物都不是C刊，其中两个《综艺报》、《意林》（题个字也算论文？）甚至连学术刊物都算不上。按正常流程，他应该连博士答辩的资格都没有。
北京电影学院移动图书馆搜索翟天临出现的论文发表结果/网络
不发文章的情况下，美国博士的高淘汰率很大程度上拜“博士资格考试”所赐。这场考试有多虐？著名社会学家、美国布朗大学博士马戎教授的亲身体验是，布朗大学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无法通过考试[9]。
而中国依样画葫芦的“博士生中期考核制度”，却没有成熟的淘汰机制，只是规定类似于“必修课不低于70分”、“没有受过处分”之类的松散标准。办事认真的学校还能起到点督促作用，但大多数都沦为了“学生填表、导师签字”的走过场[12]。
毕业的要求高到让人崩溃，毕业率却并不低于欧美大学。这是说明中国的博士比美国更顽强更优秀吗？答案相信大家心知肚明——这只能说明我们的要求虽然高，但是也有水过去的办法。
买版面和抄袭的水博士
为什么越来越高的毕业要求，仍然阻止不了翟博士这种人注水甚至舞弊？因为学制本身存在漏洞，有机可乘。
比如期刊发表的要求虽然严，但造就了“版面费”产业。所谓“版面费”，就是指学术期刊向文章作者收钱之后再发表。交得起几万块的版面费，就能把一篇学术垃圾登上好的杂志，就能把那些认真做研究的苦学生都压下去。
收版面费和前面提到的C刊制度密切相关：这些期刊之所以能厚着脸皮收钱，就因为他们人选了C刊或者所谓“C刊扩展版”的名录，身价也水涨船高了。
2017年，《求索》杂志社原主编乌东峰落马，其腐败行径的一部分就是利用《求索》的C刊身份，收取版面费。从2008到2016年的八年间，《求索》的版面费标价涨了十倍。巅峰时期，发一篇文章能收作者5万块。法院判决书认定就版面费一项，乌东峰就_Tun掉了近千万元[4]。可以说，乌东峰靠一己之力拉高了全国小编的平均工资水平。
大多数踏实做研究的博士为了学位熬秃了头，但就有些心术不正、想走捷径的人，早早交钱买好了版面——不然哪里来的大量市场需求将版面费炒到一文数万的高价呢？
而当C刊们留出拿来收钱的版面后，留给乖乖做研究的博士生的余地自然就更少了。所以上海师大教授方广锠就曾讲过一句很难听的话，认为C刊评价体系是“劣币驱逐良币，逼良为娼”[5]。
点开一些学术论坛，就会看到一些钻空子的博硕士生们在“互通有无”：哪家期刊收的版面费价格适中、发文迅速，哪家又贵又慢。比起计算实验数据、社会调查数据，算算版面费显然更有利于顺利毕业。
当然，比起“论文代写代发”产业，“版面费”产业已经是学界良心了：交了版面费的文章也有可能是作者自己认真写的，比起那些直接抄袭的、找代写的，也算亲力亲为了。
像翟博士这种舍不得买C刊版面，发表的期刊也注水，论文抄袭拼贴、蒙混过关也不足为奇了。
无聊的网友特地给翟博士的三千字小论文查了重，结果发现各平台的查重率在19%到57%之间不等，知网查重结果为40.4%。
被抄袭最狠的黄山学院文学院黄立华教授，都忍不住在朋友圈吐槽：“这个表演打假police的人是要我起来打假吗？”
被翟天临打断抄袭论文的原作者黄立华教授的朋友圈截图/微博用户@冉于溪
翟天临博士之所以会明目张胆抄袭，就是抱着“可能不会抽查到我”的侥幸心理。据统计，2014年教育部抽查博士论文共5181篇，但这一年的博士毕业生就有53653人，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论文会被抽查[6][7]。
特殊国情特殊照顾
高要求和层层铺设的监管，为什么起不到作用？
在中国，博导和博士生之间更像是中国传统的师徒制，老师的权力非常大。
前面提到的发C刊，能不能和导师一起署名、或得到导师私下推荐，发表的概率显然有很大差别；导师能够决定博士生能否参加答辩，握有博士毕业之门的钥匙。
缺乏完善的制度约束，导师的权力就会变成无孔不人、令人窒息的控制。去年引起很多热议的几起博士自煞案件，学生被导师压榨难以毕业、陷人绝境。
反过来想，导师如果在圈子内吃得开，那也能带着连导师名字都写不对的翟博士飞黄腾达。
2010年，《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一书出版，书中数据指出国内的博导们同时指导20名博士以上的不在少数，有一位甚至能带110多名博士生。正常情况下，一位博导带2位博士生，一般不超过10位。
但学界的规则就是：越是“大牛”，掌握的资源越多，就越能带更多的学生。往往这种导师也没有什么时间指导，学生也只能硬着头皮帮导师干活，最后学术水平如何只能靠自己。但是大牛仍然门庭若市——因为跟着他们能找到更好的工作[13]。
除了导师导致的水，还有权力带来的水——像翟天临这种水博士最严重的并非发生在娱乐圈，而是在官场。
对此，学界已经有人指出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曾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直言：“中国大多数官员的文凭都是混出来的[11]。”
尽管我们的制度规定得很清晰，甚至严格，但总有些“翟博士”能高于制度，绞尽脑汁利用漏洞，绕过规则，把老实奋斗的人踩在脚底。
一个不用发C刊就能毕业的翟博士背后，是许多个靠抄袭、交钱买版面、贿赂打通关节来毕业的博士。他们还需要发C刊，也知道什么是知网，但和翟博士一样，他们的存在，是对所有勤奋努力者的无情嘲弄与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