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倾国倾城？！

老了一样儒雅一样帅。

年轻时那是英气迫人啊。

= =|||||俺上的对比是汉奸年轻和老了的对比~~~~

他不配跟总理比呀~~~~~~~

　　正当汪精卫在南洋各地积极活动时，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党人组织的六次起义相继失败，同盟会的革命活动进入最困难时期。同盟会上层领导之间又发生了严重分歧：章太炎、陶成章另立山头，组织“光复会”；黄兴、胡汉民对前途也悲观失望；汪精卫对孙中山“边陲起事”的战略也产生了怀疑。但他还是大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力辟谣言，反对分裂，他在致刘文岛同志的信中写道：“孙先生尽瘁革命二十余年，至于今日，所以得负天下盛名，得同志倾服者，良以其毁家救国，不避艰险，辛苦经营，以成今日之党势，岂可以毁家救国之人，乃疑为济私乎？”“弟数年以来，相助孙先生，深知其为人，心悦诚服，实无不满意之处……望文岛同志，不可为此谣言所惑，同心协力，共济大局，是所至望。”

　　1909年1月14日汪精卫乘法国邮船潜离新加坡，前往香港，准备北上，谋杀清朝重臣。汪精卫曾在《民报》26期上发表《革命之决心》一文，他在文中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做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在同盟会中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汉民。胡汉民比汪精卫大四岁，不仅是和汪一起去日本留学的同乡，也是常年在《民报》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当做大哥看待。

　　胡汉民得知汪精卫要北上行刺时，4月30日，胡汉民给汪精卫来信，劝汪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足阻革命之前途。5月8日，汪精卫草复胡汉民一函。谓：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弭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革命之决心，才能使梁启超愧对民众，使章炳麟愧对党人，才能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曾经说过，革命党人要为革命作釜作薪，现在正是需要我当革命之薪的时候，若吝薪则何由有饭？进行暗杀之事，自前年（丁未）以来，蓄此念于胸中，以至今日，千回万转，而终不移其决心。表示愿以生命充革命之薪。

　　由于没有同盟会领导人的支持，汪精卫不得不自己寻找愿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的人，他首先想到的是黄复生。汪精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黄复生，汪精卫还没有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能。”黄复生豪爽地说：“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么生还的问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这年夏天，汪精卫前往日本东京。并与黄复生、黎仲实、喻云纪、陈璧君、曾醒、方君瑛7人，组织一小暗杀团体，在香港黄泥涌道设立秘密机关，以香港屯门邓三伯农场进行爆炸试验。10月，汪精卫在日本秘密续刊《民报》，连续发表文章，鼓吹暗杀牺牲精神，他又采取了新的行动，决计杀一两个满清重臣，以实际行动回击分裂势力与保皇党人的攻击和挑衅。 ?

　　1909年，同盟会进入一个最困难时期，国内多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民报》已被查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又在同盟会内部掀起一个“倒孙”运动，诬蔑孙中山贪污经费，并以恢复“光复会”名义进行活动，广大同盟会员也情绪不振，态度消沉。此时，汪精卫提出“杀一虏酋”，“借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想用暗杀活动激励人心。于是不辞而别，由新加坡潜回香港后经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多方劝阻，汪精卫答应暂不行动。孙中山遂命他去日本恢复《民报》，于是汪精卫又到了日本。陈璧君得知消息后，为了追求汪精卫，也以留学为名，到了日本。陈璧君到日本后，和秋瑾、曾醒（同盟会员，黄花岗烈士方声洞之四嫂，人称曾三姑，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晚年随汪精卫投敌）、方君瑛（同盟会员，方声洞之七姐，人称方七姑，后从事教育工作）等人住在一起。她慷慨解囊，把家中带来的钱物交给同盟会，作为活动经费，博得了大家的赞赏。

　　面对革命党人遭到的屡次挫折，汪精卫甚感焦虑。汪决定“与虏酋拼死”，“谋击一清廷重臣，以事实表现党人之决心。”北上前，他留书与孙中山作别，内称：“欲维持团体，要在努力于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孙中山曾极力劝阻，汪的密友胡汉民也声泪俱下地劝他不要做这样无益之举，汪都不肯听。且作书告别南洋革命党人，内有：“……今者将赴北京，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和，故预为此书托友人汉民代存，事发后即为代寄。……弟不敏，先诸同志而死，不获共尝将来之艰难，诚所愧恧。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欲以其牺牲创惊人之举，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陈璧君听说汪精卫要组织暗杀团，也非参加不可。于是，由汪精卫、陈璧君、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曾醒、方君瑛等七人，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当时，暗杀成风，不少革命党人视此为最激烈之革命手段，不惜牺牲生命而为之。暗杀团总部设在日本东京本乡区真砂町十五番地，其成员来往于日本和香港之间，又在香港黄泥甬道设立了秘密机关，并去屯门邓三伯的农场试验炸弹。邓三伯名荫南，也是同盟会员。制作炸弹主要靠喻培伦，他在日本学习化学，因试制炸弹曾炸伤自己一只手。

　　陈璧君对暗杀之举也十分积极，曾找到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要求学习柔道，以备暗杀时防身自卫。当时无女子柔道训练场所，宫崎就介绍她向其义弟一九二四郎学习剑术。和陈璧君一起学剑的还有早稻田大学学生长江清介、禅宗寺院的和尚龟井一郎、黄兴的长子黄一欧、宫崎的儿子龙介、震作等人。暗杀团原计划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后听说两江总督端方调任直隶总督，于是汪精卫、陈璧君、喻培伦、黄复生等人来到武汉，准备在汉口车站行事。因端方改由水路北上，谋刺未成，炸药就留在了武汉。1911年武昌起义时所用的炸药，一部分就是他们留下的。最后，暗杀团决定去北京活动，由黄复生、但懋辛先去北京准备一切，陈璧君回槟城家中筹款。当陈璧君母亲知道女儿要去北京进行暗杀活动时，极力劝阻。经陈璧君反复说服，卫月朗将首饰典当，加上平日的积蓄都给了她。陈璧君回忆说：“谋于清廷根本之地，为非常之举，以振奋天下之人心。顾所费过万金，无所出，而为事至密，不能以巨资望之同志，吾母知吾等隐衷，乃典质衣饰以足其数，吾辈乃得成行。天下慈母之心，目击其所生及爱如所生之人，相将入万死之地，不尼其行，且务有以成其志。如吾母者，似非慈之一字足以形容也。”陈璧君带着这笔款子立即回国北上。此时，汪精卫已去大连相候，二人见面后，经沈阳转赴北京。一路之上，二人扮成夫妻以为掩护。此行虽有艰险，但和汪精卫在一起，陈璧君的心情仍是十分愉快的。

　　刺杀行动确定后，1909年深秋，黄复生、喻培伦先行回国，在北京建立这次行动的掩护机关。由于喻培伦在大阪化学研究所学习，专门研究过摄影技术。经过一番周折，喻、黄二人就在北京顺治门外琉璃厂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准备开办一家照相馆做掩护，进行暗杀准备活动。一切准备就绪，喻培伦又东渡日本，向汪精卫等人做了汇报。然后购置好炸药器材，混装入照相器材当中偷运回国。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　　。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这首词充满了对陈璧君的思念爱慕之情。对于陈的来书，存之不能，弃之可惜，最后竟嚼而吞之。汪精卫和陈璧君铁窗深情，吞吃书信一事，在当时革命党人中曾传为佳话。汪精卫又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让陈璧君赶紧离开危险的北京。过了几天，汪精卫收到狱卒转来的陈璧君的一封信，陈璧君在信中说：“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汪精卫为陈璧君的真情所感动，自己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囚人，如果不自首叛变的话，根本没有出狱的希望，惟一可以盼望的是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但那一天什么时候才会来呢？是10年后还是20年后？也许他永远再也见不到陈璧君了，汪精卫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个字“诺”。

　　服刑期间的汪精卫，在肃亲王善耆施展的各种软化手段面前，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产生妥协心理。当时，善耆派人在狱中为汪另辟裱糊一新并配有家具的房舍，“复赠以图史百余帙”，并多次找汪密谈，表示倾慕。甚至对《民报》所阐述的革命主张，也认为不够彻底。这个满洲贵族广征博引，用睥睨一切的傲慢姿态，以探讨学理的礼贤下士风度，慑服了这个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汪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由感恩戴德，到表示忏悔。这种变化，在汪被监禁期间的诗作中曾有所流露。如，他在《有感》一诗中写道：

　　忧来如病亦绵绵，一读黄书一泫然。

　　瓜蔓已都无可摘，豆萁何苦更相煎？ 在这里，汪已把革命党与清王朝之间的殊死斗争，喻为兄弟相残。在《述怀》长诗中，竟对自己的革命行动自责自悔起来，“平生慕慷慨，养气殊未学，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意境情态为之一变。当时北方革命党人曾指出：“兆铭在狱时，固已投降民政部大臣肃亲王善耆。”汪精卫自己后来回忆这一段狱中生活时，对清室产生了感恩心理，他情不自禁地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肃亲王为使我抛弃革命的决心，用尽了种种方法。”“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但汪精卫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没有变。

　　陈璧君留北京多日，经与各方联络，准备从狱外挖一地道，直通牢房，以救汪精卫，事实上很难办到。这时，孙中山来到槟城，召黄兴、胡汉民等人亦至。他对胡说：“我知子等谋营救精卫，我意再起革命军，即所以救精卫也。夫谋杀太上皇而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先例，况于满洲？其置精卫不杀，盖以革命党之气所慑矣。子亦尝料满洲必覆，则何不劝仲实、璧君诸人集中致力于革命军事，而听其入京作无益之举，忠于感情，而失却辨理力，我不意子亦如是也。”这就是说，只有发动革命军起义，取得革命胜利，才是营救汪精卫的最好办法。胡汉民接受了孙中山的意见，立即通知在北京营救汪精卫的陈璧君、黎仲实返回香港，准备参加广州起义。汪精卫在北京狱中，得知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很为陈璧君担心。又听说胡汉民已经牺牲，大为感伤，乃为诗悼之。诗云：“马革生平志，君今幸已酬，却怜二人血，不作一处流。”后又听说胡汉民未死，才转悲为喜。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惊恐万状，一面起用袁世凯赴鄂镇压革命，一面释放政治犯，以涣散革命党人的斗志。在此形势下，摇摇欲坠的清政府，27日，被迫发布了《罪己诏》。30日，又发布了开放党禁的上谕，谓：“资政院奏请开放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一摺，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等因。钦此。”同日，内阁即奏请释放汪精卫等人，内称：“窃见汪兆铭等一案，情罪似出有因，……所有原供罪状，实系因犯政治革命嫌疑，致罗法网。在汪兆铭等，以改良急进之心，致蹈逾越范围之咎，其迹虽近愤疾，而当日朝廷不忍加诛，亦实以其情尚可原，冀有祓濯自新之日。……合亟仰悬天恩俯准，将此案监禁人犯汪兆铭及黄复生、罗世勋等，悉予释放。”

　　11月6日，司法大臣绍昌再次奏请释放汪精卫等，奏日：“查阅汪兆铭亲供，并无狂孛之语，应如何弃瑕采用，请旨片。再臣等查阅汪兆铭亲供所开各节，指陈政治之得失，发挥立宪精神，洋洋数千言，并无狂孛之语，抑且热忱苦志，时流露于公庭对簿之间，似此旧学新知，实属不可多得，其才可用，其志可悲。倘蒙天恩释放，加以驱策，当更感激圣慈，濯磨有效。谨抄录汪兆铭亲供一份，恭呈御览，应如何弃瑕采用之处，出自圣裁，谨附片陈明请旨。”同日，清帝发布上谕：“法部奏党禁即开，拟将监禁囚犯政治革命嫌疑人犯，请旨悉予释放，并抄录亲供呈览各摺片，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均着开释，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委。钦此。”当天，汪精卫等即被释放出狱。不少民众围在刑部门前，争睹这位英雄的风采。 ?

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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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出这种话，可见人品不差

汪和蒋意见相左，他主张和平曲线救国的方针，

把抗日领袖的地位让给蒋（当然也可能是势力对比后不得已的产物）

后来他说：你（指蒋）去当了英雄，我来背了黑锅

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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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出这种话，可见人品不差

汪和蒋意见相左，他主张和平曲线救国的方针，

把抗日领袖的地位让给蒋（当然也可能是势力对比后不得已的产物）

后来他说：你（指蒋）去当了英雄，我来背了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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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陈是很好很感激,早期也确实是爱国青年,但后来的确成了汉奸,蒋怎么说也不是汉奸,这个是不能抹杀的事实,不用文过饰非了

倒也没想粉饰什么

只是觉得坏人也不是坏到一无是处

历史的真相也不一定是我们看到的这样

历史无非是胜利者书写的回忆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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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不忠已经够坏了 世上有几个人坏到一无是处的?

成王败寇的确啊 可这个汉奸之名当之无愧 还不如川岛芳子 还可说只是为了个人理想中的满州国 毕竟人家是正统清朝格格

是总理，孙科，

另一个是老蒋吧。。。

历史无非是胜利者书写的回忆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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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一下这句

是总理，孙科，

另一个是老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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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梅兰芳 没老蒋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