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kurap变身小双侠 知性翔主播突入2008☆☆

创办者福泽谕吉??
??? 在庆大，处处都存在着福泽谕吉的影子。这种感觉是那样明显而强烈。为了探寻个中原因，我翻开我的邀请者、该校法学部长山田辰雄教授赠给的《庆应义塾豆百科》一书，才解开了心中之迷。

??? 福泽谕吉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启蒙家、教育家。福泽谕吉1835年1月10日出生于大阪，1901年因脑溢血逝世。他出生这天，作为中津藩下级武士的父亲正好买到一部汇集中国清朝乾隆皇帝治世法令的《上谕条例》，认为这是吉兆，于是给新生儿起名“谕吉”。可是，父亲并未看到爱子发祥就早早病故了。这使福泽谕吉的童年总是与贫寒结伴，直到15岁才开始学习四书五经的汉学。1855年，福泽谕吉到长崎学习“兰学”(一种从荷兰传人的学问)，阅读了许多关于生理学、医学、物理学、化学的原著。1858年10月，他怀着雄心壮志来到江户开设“兰学塾”，从此走上了一条艰辛的道路。

??? 兰学塾，故名思义本应教授荷兰语，然而该塾开办次年福泽谕吉到横滨参观时，发现外国人会话大多使用英语，这使他对荷兰语的实用功能产生动摇。那个时期正是日本政治发生剧烈动荡的年代。自美国海军少将培理率领的舰队凭借船坚炮利打开了日本国门后，德川幕府不得不放弃锁国政策，于1854年同美英等国签订开放港口等条约。兰学塾开办那年的6月，德川幕府又与美国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

??? 1860年，日本历史上第一艘横穿太平洋的“咸临丸”前往美国交换友好通商条约批准书，福泽谕吉被舰长选择为随从人员。这次历时50余天的访问，是福泽谕吉一生的重大转折。1862年，他又作为日本第一批遣欧使节的翻译，以一年时间游历了法、英、德、俄、荷、葡六国。回国后，福泽谕吉将兰学塾的重点转向英语，1863年，兰学塾之名虽然依旧，但实际上已成为名符其实的英学塾了。1867年明治维新前夕，福泽谕吉又到美国进行了访问。上述行程使他亲身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耳濡目染，大开眼界，从而认识到日本的独立富强必须废弃锁国，走西方的道路。1866年，他出版的《西洋情况》一书，记述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所见所闻，该书出版后不胫而走。1872年，他写下的《学问之长进》(又译《劝学篇》)分17篇陆续刊出，每篇销售达20万册，全书共销出340万余册。当时日本人口3千多万，平均10人就有一册，可见其影响之大，福泽谕吉亦因此而名声大噪。?

??? 福泽谕吉一生坚持在野立场，潜心翻译，致力教育，他的最大功绩，首先是把西方的思想带到了日本，并结合日本的国情融入自己的见解。他撰写的一百余种著述积极宣扬西方文明，主张采用议会制度、实行普遍教育和文字改革。福泽谕吉认为人人平等，他提出的“天不造人上人，天不造人下人”，已成为广泛传颂的名言，这对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日本，无疑形成很大的冲击。1882年，他创办《时事新报》，利用这个舆论阵地进行了大量宣传。为此，福泽谕吉曾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多次险些丧命。尽管如此，他矢志不改，被誉为明治维新时期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启蒙家。??

??? 不过，福泽谕吉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带有民族扩张的色彩。1876年他出版的《文明论概略》，曾主张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不能凭借武力，但1885年他又在《脱亚论》中提出“脱亚入欧论”，主张先“强兵”后“富国”，这便带有加入列强“食者”行列的意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不仅为政府募捐奔走，而且自己也成为全国献金1万元以上者的五人之一。这表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局限性与消极性。

庆大校园里到处贴着各种讲演通知，而讲演者无一例外地写着“某某君”。这使我有些奇怪，因为日本一般习惯把教师被称为先生，为什么这儿却例外呢?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这是出于对福泽谕吉的崇敬，始终把“先生”二字当作他的专称，结果师生之间只能称“君”，即使对现任塾长(校长)鸟居泰彦教授也是一样。??

福泽谕吉在庆大牢不可破的崇高地位，从以下也可以得到证明：在福泽谕吉出生之处，建有“福泽先生诞生地纪念碑”；在逝世之处，建有“福泽谕吉终焉之地纪念碑”；“福泽先生墓所”建在名刹善福寺内；三田街故居也设有“福泽纪念园”。此外，学校还成立了福泽研究中心，每年都举行“福泽先生诞生纪念会”，也经常举办“福泽谕吉展”。关于福泽谕吉的言行，编辑了《福泽谕吉全集(21卷，别册1卷)，出版了《福泽谕吉传》(石河干明著，4卷，3500余页)，刊行了《福泽关系文书》等。

其实，福泽谕吉不仅是庆大的骄傲，也是日本思想界、教育界、企业界的骄傲。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日本也有人物崇拜的传统风气，三种纸币都绘有伟人头像。不过，这些头像并非日本国民顶礼膜拜的天皇，而是对近代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其中日本千元纸币绘的是夏目漱石、五千元纸币绘着新渡户稻造，至于面额最高的一万元纸币，绘的就是福泽谕吉。

完善的私立教育?
??? 庆应义塾在新钱座建立后，规模随之扩大，同时还采取了许多近代化的组织措施。“义塾”二字来源于中国明初陶宗仪的《辍耕录》，但福泽谕吉赋予它新的含意，要把它建设成“权力独立的公共学塾”。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芝新钱座庆应义塾之记》。

??? 开创并完善日本近代化私立教育事业，是福泽谕吉最重要的功绩。兰学塾的建立，曾对日本教育发生过直接的启蒙作用。而庆应义塾的诞生，标志着日本出现了第一所从封建性的藩和国家及家塾中独立出来的近代化私立学校，故被人称为日本近代教育的先驱。难怪学校师生都以能作为福泽谕吉的弟子而自豪。??

??? 福泽谕吉非常热爱教育事业，他称自己生平有两大誓愿，一是将日本国民从西方列强压迫下解放出来，一是将个人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他不仅认为“学校应是高尚品行的源泉，德育智育的典范”，还认为“笔比剑厉害”。庆大的校徽为两只交叉的笔尖，这十分贴切地体现了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福泽谕吉创办私立学校，也是基于这种认识，其目的是免受国家监督。?

??? 庆大的教育精神，可以用“独立自尊”四字概括。“独立自尊”最初是从道德修身角度提出来的。1897年6月19日，福泽谕吉在第368次三田演说会上做了题为《人的独立与自尊》讲演。10月24日，他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知识道德的独立》。福泽谕吉甚至把自己的法名也取为“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1901年元旦，福泽谕吉写下了著名的“独立自尊迎新世纪”条幅，并将它展示于这天庆应义塾学生召开世纪送迎大会上。福泽谕吉曾对这几个字做过数次推敲，最早他写的是“独立自尊入廿世纪”，第二稿在“廿”与“世纪”间加了一个“新”字，成为“独立自尊入廿新世纪”。第三稿时，福泽谕吉把“廿”与“新”调换了一下，即“独立自尊入新廿世纪”。其后，他又将“入”改作“迎”，不过定稿时决定把“廿”省略，便成为“独立自尊迎新世纪”。一个月后，2月3日，福泽谕吉因脑溢血病逝，这些先后修改的条幅便成了他留给人们的最后心愿。今天，它们完好保存在庆大福泽研究中心。从上述修改过程看得出，福泽谕吉不只是把“独立自尊”作为庆应义塾进入二十世纪的校训，并希望它成为永久的立校之本。福泽谕吉解释“独立”二字为“不迎合国家权力和社会风潮的态度”，对“自尊”的解释则为“爱护自己的尊严，对任何事均应有个人判断并有实行这种判断的责任”。正因如此，与政府办的国立大学相比，庆大更注重个人发展，更具备自由的学术环境。

福泽谕吉思想开明，认为虽然人的天赋有所不同，但追求学问的权利应是平等的，只要勤奋，天赋就能发挥出作用。他在《学问之长进》一书中鼓励人们自学，鼓励青年要有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从社会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福泽谕吉，曾响亮地提出“自我作古”，并把它作为庆应义塾的信条。这种自我否定的勇气，反映了强烈的使命感。学校开办之初，福泽谕吉还特别强调半学半教，要求学业进步者应对他人进行教育，同样他人也要向学业有成者学习。这种协同精神不仅在学校草创时期就得到贯彻，并且一直保持到今天。?

??? 一贯教育是庆大的显著特色之一。所谓一贯教育，就是从幼儿到大学，相互连贯的教育。庆应义塾从1874年1月起就设立了幼稚园，并以“首先养成强壮的身体”为口号。孩子一旦进入，就可直升该校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研究生院。因此尽管庆应义塾的幼稚园收费很高，许多家长仍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去。

??? 私立学校不受政府管理，庆大的最高决议机关是评议员会，评议员会下设监事会和理事会，理事长一般由学校塾长(即校长)兼任，并主持塾监局常务性工作。塾监局之下，设有总务部、人事晨、经理部、管财部、教务部、广报部、涉外部，同时还设有分局负责分校及附属学眩等。这套完整的体制，保证着学校教学与研究的正常运转。

??? 庆大是所私立学校，其经济来源不得依靠国家，只能靠学费、创收和募捐。说到学费，私立学校当然比国立、都立者要高，但也不尽然。我曾问山田辰雄教授，他说庆应的学费并不象外间说得那样昂贵，原因是过高的学费容易把一些优秀青年拒之门外，这对学校发展不利。

??? 庆大的医学教育非常先进，除护士短期大学外，医学部(于1916年设立)还设有药化研究所、尖端医科学研究所、整形康复研究中心、电子显微镜研究室等。此外，它还有两个附属医院。其中大学医院以诊疗、研究、教育为中心，并发挥着“特定机能医院”的作用。这些医院的收入，是庆大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

??? 至于集资，由于塾员大多在大企业大财团任职，一般都能对母校进行赞助，只是这方面我了解不多。相比之下，我对1995年日本各地社团法人、财团法人、企业、地方自治团体等为庆大学生设立的奖学金表格更有兴趣。这个表格分六类，粗略算一下，赞助单位竟近400，既有面向本科生者，也有面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留学生者。当然，除了一半为无偿奖励外，另一半为贷款，学生毕业后要偿还的。

连接塾员的纽带?
??? 在中国，同所学校毕业者都称为校友，在庆大则称为“塾员”。不过，他们对塾员的资格有严格限制，并非象国内只要在一所学校学习者就都可视为校友。庆大规定只有三种人可以认定为塾员，这就是：一，学完本大学各学部(即本科)、大学院(即研究生院)、护士短期大学正规课程的毕业生；二，学完本大学高等部(高中)、附属医学院专门部(专科)、兽医畜产专门学校正规课程的毕业生；三，经学校评议会特选的本大学负责人(因有的大学负责人并非毕业于庆应义塾)。同时，还规定如对塾员名誉有损害者，理事会或评议会有权除名其塾员资格。另外，如果塾员重新进入本大学学习时，塾员的资格也被暂时中止。1994年，学校确认具有塾员资格者的数为231200余人。这种并非多多益善的严格规定，为学校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也巩固它的社会地位。

??? 庆大很注意自身维护与发展，措施之一是名目繁多的“三田会”。既有由同期毕业者的“年度三田会”，也有以同在一地区毕业生的“地域三田会”，还有以相同职业为主的“职域三田会”，更有加盟于各种三田会的“庆应联合三田会”。至于以趣味相求而组织的“三田剑友会”、“文连三田会”等，则难以计算。1995年5月20日上午，学校组织1941年以前毕业塾员(即毕业54年以上者)招待会，同日下午又举行1942年以后毕业塾员招待会。那天出席者达1800余人，其中不少为日本各界显要人物。三田会以“社中协力”为精神宗旨，它可以说是庆大也是日本私大学的最大特色。截止1996年，登记的各种三田会，已有840余个。

??? 该校现有在校生约3万人，为了加强师生的联络，每年元旦都要在三田举行“新年名片交换会”。一到这天，以塾长为首的教职员们，纷纷与正在就学的塾生交换名片、互相问候，其气氛庄重，也热闹非凡。现在，这个会的日期改为与福泽先生诞生纪念会同时举行。?

??? 日本虽然工业发达，但仍保存着传统的等级观念。等级的划分也有各种各样，或以毕业年限为序，或以学历为序，有时也兼而采之。地域研究中心副所长国分良成教授出生于1953年，他从幼稚起便成为庆应义塾的一员，并在这里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是三田剑友会的顾问，因而剑友会聚会时他坐在台上。桥本龙太郎首相也是三田剑友会成员，但其只是学部生(本科毕业生)，只好坐在台下。这并未影响两个人的友谊，相反，桥本的儿子结婚时，还请国分教授作为儿子一方的代表在婚礼上致词。还有些集会，具有高学历者，无论年龄多小，都被安排在学历较之为低者的前面。于是形成了留学生、博士、修士、学部生……这样一个阶梯。被排在下列者，也绝不为自己年长而不安，反而对排在前边的年轻人表示出赞赏和敬意。

企业家的“摇篮”?
??? 庆大在日本有企业家“摇篮”的美誉，这与福泽谕吉有很大关系。福泽谕吉非常赞成亚当·斯密斯的《富国论》，认为发挥人的经营智慧是一个国家从贫困走向富强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庆应义塾从办大学起就异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经济学方面教育。?

??? 庆大大学部最早设立的学科是文学、理财、法律。理财科后来发展成为经济和商学二科。再后来，又相继增设了医学科、理学科、工学科等。除文学外，其余无疑都属于福泽谕吉所说的“实学”。这里，实学不是指单独的科学知识，而是专指经过实际活动掌握的才能。“实学精神”始终是庆应义塾的传统。

??? 这种实学精神的又一表现，是面向校外的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专为各类人取得同等学历而设置的“科目等履修生”和“特别听讲生”，既有本科，也有研究生，不论年龄多大都可以报考。另一种社会教育叫“通信教育课程”，主要面向职业界。近年来，一些金融、保险、制造业的公司，也派遣或鼓励职员前来学习。

??? 庆大除在课程设置上给予实学相当比重外，还很重视与企业挂钩，请有成就的企业家来校讲课。同学们经过与企业家的接触，也养成喜欢企业和争当企业家的风气。其结果，每年都有许多毕业生到各企业就业，有些人还成为银行和企业界的大亨。?

??? 三田附近林立着许多大公司大企业的现代化高楼，十分气派，其中不少就由庆大毕业生所掌握，以致流行起“三田财团”这样一个专用名词。这个词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地处三田的财团，二是以三田毕业生领导的财团。不管哪种理解，均足以反映庆大在日本经济界的地位。国分良成教授告诉我，日本历届首相只有一位出自财界，那便是现任首相桥本龙太郎，而桥本的母校就是庆大。?

??? 我也有同感。我到庆大报到的当天，校本部研究大楼事务室为我设立了专用信箱，下午离校时，信箱里已塞入各式材料。其中一本学校《综合指南》记录着1994年度大学部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它使我了解到不仅所有该年度毕业生都找到了职业，并且相当部分进入了金融、保险、电器、新闻、出版的著名企业。尤其令我惊讶的，是文学部毕业生进入制造、商业、金融保险业的比例，竞占当年毕业生总数的58.9％。回国前一天，我从“幻之门”(东门)进入校园，原本安静的旧图书馆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排排桌椅和遮阳伞，走上一看，方知道是一些公司到学校招聘毕业生，各种咨询手册、招贴，红红绿绿。若联想到日本经济还未摆脱不景气的阴影，那么这种气氛便使人更加了解庆大的实力，也再次证明庆大的确无愧日本企业家“摇篮”这一称号。

??? 名牌学府，强大实力，加之浓厚的学习风气、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怡静的校园自然吸引了众多考生，于是竞争也相当激烈。不过，庆大对考生提出独特要求：“如不是从内心喜欢庆大，而是出于某种外部压力者，请不必报考。”?

便利的图书馆??
??? 图书馆被人称为大学的心脏。庆大共有五个图书馆，即庆应义塾图书馆(设在三田)、日吉图书馆(设在日吉)，松下纪念理工学图书馆(设在矢上)，北里纪念医学图书馆(设在信浓町)和湘南藤泽情报中心，共藏书300万册。这些图书馆中，以日吉图书馆容量最大，仅阅览席就有1203个。无论是哪个图书馆，除了本校学生外，也对塾员开放，只是要购“塾员入馆券”，每年收费500日元(约合人民币35元)；至于出借，则仅限大学教员，还要购“塾员贷出券”，半年6000日元。

??? 由于我的研究室安排在三田，所以我主要利用的是设在校本部的庆应义塾图书馆。校本部图书馆分新、旧两馆。新馆地下七层地上五层，共1150席，主要供学生使用。为了调阅目录方便，一层大厅摆列着几十台计算机，但是查阅起来并不省事。我想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计算机都是运转速度太慢的PC286之类，二是由于调阅时按书名文字顺序逐次显示，这样重复的文字太多，以致每每查一本书要等七八甚至十多分钟。不过，图书管理人员态度十分和蔼。我第一次到新馆出纳台办理借书证时，他们立刻从计算机中调出了我的名字，原来人尚未到，我的访问研究员身份早已输了进去。接着，他们让我填一张卡，转眼就压上塑膜，于是我就获得了与现任教师同样的借阅资格。?

??? 图书馆里还摆放着复印机，学生每页付费10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O.70元)，把币投入即可自动开机。我持有的是教师借书卡，只需把卡插入，便能复印，复印毕把机上显示的数字填到一张单子上，就了事了。这张卡看似普通，却使在日本其他学校访问的朋友十分羡慕，因为我凭此卡可每月免费复印400页，如果不够，还可向事务室申请增加复印页数，而在东京大学的同行就享受不到这份优待。当然，我也不敢放手复印，免得回国时为运费发愁。

??? 旧图书馆只对教师开放，所有图书都是开架的。入馆时，管理人员揿下一钮，库门便自动打开，人进库后，门又自动关闭。出来时，入库者在门里也要揿一个钮，管理人员听到铃响，再将门打开。这样是为了避免随便出入，防止图书丢失。

??? 书库有好多层，但里面拐来拐去象迷宫，结果直到我离开学校也没弄清究竟几层。进了书库，那真是书的海洋，任你随意挑选。这里，我发现了许多国内没有见到过的图书，特别是几种海外盗版本，尽管出版好多年，我却是第一次看到。

学术交流??
应义塾的建立本身，就是为了面向世界，因此重视国际学术交流是很自然的。1899年，学校首次派遣6名学生赴海外留学，并由此开创了私立学校派遣留学生的先河。其后，这一措施坚持至今。学校的两项主要基金，即“福泽谕吉纪念庆应义塾学事振兴基金”和“小泉信三纪念庆应义塾学事振兴基金”，就包括了向海外派遣教职员、招聘外国学者、交流留学生等。目前，前来庆大访问的学者，每年都达200多人。?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庆大接受的留学生显著增多，到1995年，留学生人数达700多人，其中中国留学生占第一位。在留学生中，以研究生比例最大。为了负责留学生和访问研究员的学习、生活，学校建立了“国际中心”，其性质类似国内一些大学的留学生办公室，但管理的面却要宽得多。庆大国际中心发给我一本访问须知之类的手册，里面除了银行、保险、通讯、医院外，连日本节假日、获取驾驶证、寻找居住处、外出旅行、紧急求救等，也介绍得清清楚楚。

该校每年的科研费非常可观，且绝大部分从校外获得。以1994年为例，这年科研经费由三部分组成，其中“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资助391项，提供7.5452亿日元，“民间财团提供的研究费补助金”资助78项，提供1.06453亿日元，“国家以及民间团体委托研究费”资助294项，提供7.2098亿日元。以上共763项，合15.82885亿日元。此外，学校还建立了专为推动共同研究、大学研究与教育的“大型研究助成”制度。为了鼓励教职员不断进取，学校特设立“福泽奖”和“义塾奖”。

繁多的学术活动，反映了庆大活跃的生命力。我的信箱里，每天都塞有各式各样的讲演会、报告会、讨论会等安排表或通知书。布告栏上，也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同性质广告。某次，我拜访国分良成教授，他正要主持一次报告会，邀我也来参加。等见到报告人，竟是在京都大学访问的美国学者傅佛果和季家珍，半个月前，我应邀在京大人文科学研究作学术报告时，他们是听众之一，因此见面时彼此都感到惊讶和兴奋。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为了一次报告，庆大能把他们从京都请到了东京。那次报告会是例会，但参加者既有庆大山田辰雄教授、东京大学并木赖寿教授(《中国研究》主编)、东洋文库研究部本庄比佐子女士等知名学者，也有东京都立大学坂元ひろ子助教授、亚细亚大学李廷江助教授、庆大法学部专任讲师高桥伸夫等后起之秀。像这样的报告会，庆大几乎每天都有，有时还有好几次。

凭借雄厚财力，庆大对交流学者提供了优越的科研条件。使我感触最深的是，我虽然只有不到一个月的访问时间，学校也为我准备了一间研究室。而在别的国立大学，不要说研究室，就是单独给你一张桌子也很困难。我的研究室在校本部第一校舍四层西侧，这一层是专为各国访问研究员使用的。研究室本应两人共用，但因房间多，所以大多为每人一间。室内有写字台、软椅、衣柜、屏风、电话、英文打字机等。日本流行喝自来水，所有的水都经过消毒，不过考虑到来访者的习惯，楼内也设有电热炉，整天供应开水。电热炉旁除了水杯，还有咖啡壶，想得很周到。与研究室相邻的计算机室，里面有四台计算机和打印机，计算机室从不关闭，可惜这里的软件与国内不同，学会操作得花不少时间。

第一校舍背后是研究楼，一层大厅有一块电动显示板，上面按学部划分排列着一块块写有教员姓名的牌子，按一下它就亮了，表示这位教师在研究室里，如果不亮就说明他不在。每天我到学校，先需去研究楼大厅把写有自己名字的牌子按亮，接着就可以在自己的屋子里干到深夜，但是离校时也要再去研究楼大厅把牌子揿灭。需要打长途电话或发传真，到研究楼事务室填张单子，写明通话对象就行了。这些便利条件与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相比，差别不言而喻。身处这样的环境，工作效率自然相当高了。?

在研究室的那层楼上，我结识了几位从美国、英国、韩国来的学者，而台湾学者黄自进尤其待人热情。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这次以访问学者身份来庆大。我在计算机室摆弄机器，他听见我说中国话，便主动前来。我们俩的研究室相隔不远，加上都是炎黄子孙，又是同行，很谈得拢，于是很快就成了朋友。黄先生是“庆应通”，他在庆大读了八年书，大学、修士(硕士)、博士学位都在这里获得。正是由于他的介绍和点拨，才使我了解到一些书本上没有记载的庆应奥妙。因此我借本文结尾处，特向他表示感谢。

这期GRA还不错看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嗯。。。
不过土锅好抢镜。。。
下一期似乎是米饭？
orz
多么居家的番组～～